关于应对经济危机方法和科学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

（作者的话：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了，但是如何应对却因思想观点的不同，其拿出的解决方案也不同。我从政治经济的综合角度，谈谈个人的看法，以求更多的人探索避免经济危机发生的发展之道。）在写本文前，我曾写了“相对动态均衡经济学理论与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人类出路”，旨在阐述我对相对动态均衡经济原理的思考。我之所以作这些思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既不满意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强者自由掠夺倾向，更满意国内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为满足私欲低俗之论。当然，在作经济问题思考之前，我一直苦苦思索如何把人民民主程序制度化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不同与人的看法。在我的理念中，一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通过人民民主机制建设，有效规制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认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是我们规制人民民主和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扩展为世界人民造福。我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个以为，离开人民利益和国家利而妄谈发展，其发展必然会走到人类的邪路上去。其实，世界上虽然有不同的发展观，但总起来说一共两种，一种是为少数人的发展，一种是为人人的发展。我的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观念，是为人人的发展。所谓为人人的发展，就是社会各阶层每个人都能平等的创造，并平等的分享创造成果。对于这种观点，有的经济学家视为是邪恶的发展观，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资源有限，如果人人平等的分享资源，各位都成不了百万富翁，所以，不如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所谓先富，就是在同等资源的情况下，有人有特殊的优先占有权。各位知道，我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大到不仅仅是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了，而是个还有没有发展能力，发展能力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了。再说，公平不仅仅是个增加内需的问题，同时也是个社会安不安定，会不会付出重大的社会代价、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的问题。有人读了我的文章后认为，我是个列宁主义，坦率的说我不是，因为，我没读过列宁的书，就是小时候读了一点，也早就忘光了。但我是坚决的毛主义者。因为，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要进行思想文化的革命，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建立在思想文化不断革命、不断创新，动态适应人民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没有思想文化的不断革命，就没有思想文化的不断创新，没有思想文化的不断创新，何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中国和世界历史证明，能够自觉完成思想文化革命的人毕竟是少数，是先知先觉者，比如说毛泽东，所以，精神层次的思想文化革命，需要外部力量，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去推动。过去，我光知道中国的右派说左派不会搞经济，没办法，今日读到美国左派的文章，才知道中国的右派是跟美国的右派学的。其实，真正不懂经济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因为右派只会讲故事，只懂得占有就是财富的积累，不懂得相对动态均衡式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而左派根据经济制度的机制原理，就可以分析、预测将来的经济状态。一个只会讲故事、只知道占有的经济学派别，却占居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不出事才怪。那么，如何使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发展模式呢？各位知道，中国和前苏联以及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实践中摸索了很多年，随着苏联的解体，有些人就断言，社会主义是失败的。但是，为什么失败，中国是不是也失败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通过前苏联解体的相关资料，我们发现，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其经济崩溃，而是其官僚集团的贪腐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前苏联的解体，不是相对动态均衡式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而是确保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体制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不是自我禁锢或维护既得利益的话，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中国从1949年到1966年，经历了17年的和平高速发展时期，创造出巨大的成绩，但是，毛泽东发现，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就是官僚体制的蜕变。官僚体制的蜕变，意味着创造得再大的成果，也会化为乌有。但是，如果要想保持住全国人民创造的成果，就需要：一方面解构官僚体制，构建新的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蜕变。另一方面，也许毛泽东认为，唯一能彻底防止权力蜕变的力量，就是人民群众。也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人民民主，或者叫大民主。因为，权力蜕变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对人民利益的侵害。在利益上受到无端侵害的人民群众，必然要起来反抗，从这个角度说，人民群众是自己利益的捍卫者，而人民群众捍卫自己的利益，客观上也防止了权力的蜕变。虽然如此，人民群众如果没有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权力蜕变必不可免。为此，在毛泽东倡导下，中国为防止权力蜕变设立了三道硬性防火墙：
　　
　　一是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二是工人有罢工的自由。造反有理。
　　三是夺权有理。从系统机制上说，
　　第一步，如果通过四大自由解决了社会问题，也就是官僚体制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进入
　　第二步，工人罢工。也就是造反有理。如果进入
　　第二步还不能解决问题，人民群众就有权利夺权。
　　我个人以为，这三大环节，环环紧扣，循环往复，是一个有效防止权力蜕变的民主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既有效制约了官僚体制的蜕变，又确保了国家政权始终保持在党的手中。因为，这套机制的核心，是通过机制的作用，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也就是说，人民群众通过自己民主权利的实践，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就是自己的党，是与自己命运休戚与共的党。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是通过选举形成的，但是，由于政体建构在资本的基础之上，资本阶层为了防止政体基础的改变，除在制度机制上设立了许多防火墙之外，还可以通过操纵媒体的方式操纵选票。由此可知，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能通过选举渠道得到有效保护，而是相反，选举可以有效保护资本利益。但是，中国的民主机制呢？资本完全失去了操纵能力，人民的意志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意志力，中国共产党只能与民众的意志力合二而一，才可以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力。由此可知，资本主义的民主模式，代表的国家意志只是资本意志，而中国的民主模式，国家意志完全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失去人民意志这个基础，其政权是不合法的。如果按这个标准看，西方国家的国家政权是建立在资本意志的基础上，其合法性不过是资本势力的强词夺理而已。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晚年，西方国家政要掀起一个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潮，也就不足奇怪了。因为，当时毛泽东的权力，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当然，从中国民主实践的历史上看，也不是没有缺点、错误或者失误，有的，比如说没有做到动态有序化，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民民主机制还没有从程序制度完善，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人民民主制度的理由。事实上，中国却以灾难的名义，完全否定了人民民主机制。但问题是，中国为什么否定人民民主机制呢？其实，对这个问题，人们如果认真思索一下近三十年的权力蜕变，就不难发现，人民民主机制是对权力蜕变最大的制约。也就是说，不否定人民民主机制就无法达到权力蜕变的目的。无法达到权力蜕变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权力能获得的各种利益。按照中国的体制机制，就目前看，如果不恢复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也就是实行大民主，中国既不会进入资本民主，也不会进入经济民主，而只会逐渐演变到权贵精英资本民主。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中央应该下定决心，重构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重新进入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化解占有率膨胀式涌堵导致的经济危机。我以为，
　　第一步要尽快做的就是人们一直呼吁的平均发钱。通过平均发钱，解决我国民众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拉动经济增长，救活中小企业。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中小企业必须国内的，民营也好，国有也罢，但必须是国内的，而不是国外的。如果是外资企业，通过这种平均发钱式拉动经济增长，也会造成占有率膨胀式涌堵，而后转移到国外，结果中国还是两手空空，这是一。其二，我曾反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坚决取消出口退税，因为，出口退税其实是中国自己心甘情愿为美国开的财富漏斗。如果不堵住这个财富漏斗，中国要采取平均补贴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其三，我以为，中国通过平均补贴式发展，限定消费对象，把破坏国家战略产业的外资赶出去，占领主权经济阵地。其四，扶持民族资本，也就是民营经济，使其平等的与国有企业竞争，激活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其五，我以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既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中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自主发展。自主发展需要壮士断腕、殊死一搏的勇气，更需要大战略家的胆略和魄力。这就需要准备打仗，打一场恶仗，因为，中国的一票否决权，美国是不会给的。美国不会给，中国应该有勇气抛售全部美国国债。抛售美国国债，大不了就是来一场中美之战。如果中国不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就永远失去了崛起的机会。但如果美国不给中国一票否决权，中国就不能白认美国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是应该让美国知道，你给我带来的损失，我必会让你损失的更惨。当然，中国更应该不惜打一场战争。“不打仗我的手早庠庠了。”陈老总的话。
　　二、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与量化标准张敢明先生原先是位倾向于自由经济的学者，但后来，在中国现实的教育下，他不是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和民众和谐发展的角度，从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角度，反思他的成长过程，和中国自由经济的成长发展过程，并通过分析发现：“作为亲历计划经济30年和市场经济30年的中国人，我们的主张要敢于面向光明，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宣讲：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这个国家走向和谐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