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引领经济的思想力量
对经典教条的顶礼膜拜，对他国模式的盲从跟风，30年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几乎完全失去了自我，但贫穷的折磨和落后的煎熬又强烈地逼迫着中国作出自省与检讨。于是，一场颠覆传统的变革与维新运动从思想领域迸发而出。
以彻底抛弃“两个凡是”为要旨的
第一次思想解放不仅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伟大命题，而且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明确回归。从此农村诞生了承包制的崭新经营方式，并被很快植入城市国有企业的机体之中。而在扬弃了承包制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完成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转身。
然而，改革进入到“深水”地带之后，思想观念的碰撞或许会更加激烈。围绕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选择和猜疑，围绕着姓“资”姓“社”的纠葛与追问，中国经济的前行脚步在上世纪80年代末悄然放慢，并出现了停滞三年的消沉局面。不进则退，不改则废。引领思想解放大潮的邓小平再一次来到中国经济的试验田——深圳。站在自己亲手圈点的经济特区之上，这位世纪老人发表的“南方谈话”廓清和赶跑了人们头脑中的所有困惑与迷茫。从此，市场经济的血液开始真正穿透和武装中国经济的身躯，并最终实现了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对接。
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表面看来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中资源配置方式的更换与进化，但实则是一次又一次思想观念的更迭与翻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观念创新所创造出的新模型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中基于要素或资本的模型，或者简单的技术的模型。资本和劳动模型的创新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可能随着资本或劳动的投入发生报酬递减，而观念创新的模型优势在于，经济增长会与观念创新成正比。的确，在思想观念不断刷新的力量推动下，中国经济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连续增长速度，而且跃上了全球经济舞台的耀眼行列。
中国还有多大的发展机遇？经济改革还有多大的价值空间？面对着无数个诸如此类的疑问与不解，我们听到了其背后“改革成功论”的声音，捕捉到了“改革疲劳症”的阴影。的确，论经济总量，虽然中国已经跃上了全球
第四的位置，但若按人均gdp，我们还排在百名之后。更加值得深思的是，人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始终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民众所能得到的实惠并没有随着经济改革成就的彰显而放大；还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中国经济如今所遭遇的难题——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许多民生话题却更加复杂而沉重。没有经典教条指路，没有成功模式可鉴。最终破解经济前行中的道道难题还是要向解放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法宝求经问道。
发展动力的切换
任何一次思想解放决不是悬于真空之中的意念泛滥，而是基于客观现实的观念创新。依此观察，本轮的思想再解放与前两次思想解放相比，就是要突出科学发展的主题，从背离科学发展的思维元素中解放出来。
以大量消耗资源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为人诟病的话题，而且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使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能源危机”。资料表明，我国煤炭探明可利用储量目前只有2000亿吨，最多可使用80年。由于自身供给有限，到2020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都将达到55.8％~62.1％。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人均淡水资源量将会越来越少，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被列入严重缺水国家。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遏制，未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受到巨大威胁。
严重透支生态环境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又一致命弊端。从现在看来，中国经济虽然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为已经遭遇破坏的环境埋单不可避免。由中科院编纂的《2008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与1995年相比，除北京、上海、山东3个省、直辖市外，全国及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水平呈现下降态势，这表明我国的环境问题仍在不断加重。如果这种局面不能有效控制，未来可能频繁发生的河水污染、恶劣天气等都将直接破坏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发展动力的深刻切换，即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思维，而转轨到依靠科技创新和内生型的成长方式上来。这是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思想实现真正解放的最重要特征。
无疑，作为经济成长最根本动力的科技创新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短板”。但这并不能否定中国科技资源和科技创新的比较优势。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
第一位和
第二位；我国已经建立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基本生成。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虽然我国人均gdp只突破1000美元，但科技创新的综合指标已相当于人均gdp五六千美元国家的水平。
因此，在笔者看来，中国并不缺乏科技资源和实现科技创新的能力，而是缺乏必要的制度激励与约束。要使科技创新真正植入经济机体之内，制度建设必须提到议事日程：首先，应当规范政府的财政投入和采购制度。除了对财政的科技投入进行硬指标约束外，政府财政每年应当列出专项资金指向对自主研发产品的购买，特别是在同类产品中优先考虑对新技术产品的采购；其次，设置严格的产业“技术壁垒”。明确规定行业内企业的技术投入指标以及产品的技术含量，迫使企业增加科技开发的投入，造就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第三，重构经济增长的评价制度。将技术对经济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效果纳入经济增长的考核指标之中，为此应当建立起一个能体现自主创新能力的统计指标体系以及制定不同区域和行业的评价标准。
产业范式的更新
以市场换技术、用资源换资本是改革开放之初资本严重短缺的中国所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虽然这种大规模引进外资的方式造就了中国庞大制造业的生猛形象，但同时也将我们推到了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这种结果的最大可能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主导能力被大大弱化，并势必陷入被他国裹挟和钳制的尴尬境地。而最可怕的是，我们会满足于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荣耀，自困于传统工业化发展思维，忽视新的国际产业链的形成及其进一步演变的新趋势，从而可能最终陷于自我边缘化的困境之中。
必须明确，基于知识革命发生和全球产业分工重组的国际产业链已经出现明确的升级趋势，即国际产业链中的上端知识产业和下端现代服务业成为强势产业并支配全球经济，加工制造业正在被次边缘化。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教授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作两类，一类是依靠制造业过日子的“体力国家”，一类是依靠研发、设计、营销过日子的“脑力国家”。不言而喻，“脑力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并支配“体力国家”已经成为大势。而值得玩味的是，最近韩国《朝鲜日报》提出，韩国要用“脑力”战胜中国的“体力”，用韩国的“头脑”指挥中国的“身躯”。无独有偶，印度人也提出，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印度要成为世界办公室。如此轻视性语言让我们似芒刺在背。
显然，中国经济必须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新裂变的机遇，确立新的产业战略定位。为此，我们应当实现观念的更新和升级。其中，最关键的是要走出片面强调比较优势理论而形成的一系列认识误区，调整基于此理论之上的政策措施。应当明确，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但发达国家主要是将这一理论推销给发展中国家，鼓动发展中国家发挥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发达国家自己却没有真正去发挥比较优势，而是注意通过集聚人才、资本等高端资源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集聚优势。
师夷长技。未来中国的产业选择应当突出非物质性产业成长。特别是要举力扶持技术开发、创意活动、标准化、信息传播等为主要元素的知识型产业，以形成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强势地位，进而拓展可持续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虚拟经济倍数增长的今日，中国应当加大激活金融业的力度，没有一个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业，中国可能就无缘分享到虚拟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作者：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院长张锐）
